周六荐书|中国也曾有文艺复兴?

撰文:杰克·古迪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当代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向我们提出一个核心的历史问题: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否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通过平行考察其他文化领域,尤其是在梳理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脉络之后,作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并非绝无仅有,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同时期也有相当规模的文艺复兴。欧洲文化的进步受惠于其他文化的巨大影响。


《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12月出版)是继《西方中的东方》《偷窃历史》之后,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质疑和批判,并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非欧洲文化对现代文明有巨大的影响。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七章:中国的文艺复兴。

1


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显示,中国毫无疑问存在一场文艺复兴。他在此书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时代、之后汉代末年的“知识复兴”、唐代“黄金时代”中佛教的“大发展”及其衰落、大约公元845年灭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古文运动”,以及公元1000年宋代的“复古”。谢和耐宣称,在这种环境下,他采用了“‘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做法会招来批评,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类似‘文艺复兴’的存在——对古典传统的回归,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印刷术、火药、航海技术的发展、带擒纵器的钟表等等),一种新的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出现”。他承认,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类似,中国文艺复兴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这种对欧洲的参照也提醒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路径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文明历史总体上的平行发展和长时段的密切关系”。这一论断也精确表达了我希望得出的结论;除此以外,我还认为这种平行发展的原因部分在于通讯交流的机制,而双方的密切关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使这二者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时常发生对过去的回顾,通常是回顾公元前6至前5世纪孔子的作品(前551—前479)。与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基督教)不同,这种回顾与霸权性、一神论的宗教并无牵连——这种宗教会在兴起时清扫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这种状况需要在以后被修正,某些异教的、受古典启发的文化复兴才能成为可能。在印度,这一复兴的进程涉及一种更多元化、较少霸权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尽管某些情况下多神信仰经历了繁荣,并且在843—845年受到压制之前,佛教也在繁盛发展;但在中国,儒家思想意味着对一种世俗的、关注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学说的回顾。的确,在所谓的宋代(有些人还会把晚唐时期包括在内)“文艺复兴”当中,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倾向于排除来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复兴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发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中国产生了亚欧大陆上最伟大的青铜文化之一。远在欧洲之前,在城市文化和城市革命的意义上,中国就有了一个复杂的“文明”。在此之前,中国发明了表意文字,促进了这个国家的统一,也推动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这一点上,与欧亚大陆的其他主要社会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任何“倒退”。陶器上的标记装饰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但更重要的是从商代末期(前18—前10世纪)发展起来的书面语言。在其位于今天河南省的首都安阳附近,发现了雕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为国王提供占卜以及献祭方面的指导。书写对中国人变得尤为重要,它保存和散播了中国的文化(中文用书写文字的“文”来表示文化的意思)。这一点将当时开化了的中国人与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北狄”)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可能从公元前6世纪孔子的时代开始,对于维持国家运转,以及对知识层面而言变得非常重要。文字标准化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得到了秦朝的支持,从那时起,书写就成了对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而言更加重要的工具。在知识事务中,文字占有主导性位置。在唐代早期(7世纪),我们不只看到了帝国的图书馆,还有国立大学(国子监)存在。这表明汉代(前206—220)以后,选官考试制度开始在官僚系统高层人事任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文字还需要更深入的评价。作为一种等同于我们数学符号的表意文字,它可以表现中国境内所存在的不同语言的多样性,因此得以将这个广阔而复杂的国家维系在一起,并为知识产品提供了统一的“市场”。美国通过坚持使用一种语言,即英语,实现了同样的统一效果,因此也压制了其他的语言和文化。欧盟试图在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保留所有成员国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比美国付出更小的文化上的代价,同时凭着比欧盟更高的效率,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列宁曾宣称东方将要进行采用字母文字的革命,但人们依然可以讨论:欧盟是否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表音文字是否是最适合多语言环境的社区的文字,我们是否应当采用类似中文的文字,而字母则作为输入这种文字的键盘输入方式。


在艺术方面,早至公元前500年,已经有许多诗句被写下并收录进《诗经》当中,并且从那时起,许多“通晓古典的文人”开始创作诗歌。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编年史传统,为流行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范例(这与纯口头文化里的故事和民间逸事非常不同)。然而,书写的大规模使用只在汉代得到了发展,当时书法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书写,宽泛地说对于人文学科,以及具体地说对于艺术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近东,书写最终产生了基于圣经的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相继由前者转化而来、又有着坚定信念的一神论宗教的教义,坚定地主张世界的运行所应遵循的方式。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在古典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和某些具有较少威权因素的多神论信条中,书写也在被使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对自然之思考的逐渐发展,这一过程淡化了超自然因素。虽然最初并没有有组织的霸权性宗教,但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以儒家的形式,中国开始有了一种主导的世俗意识形态。后来来自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成了4到9世纪宗教热情所拥抱的对象。不过佛教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无论如何也冲击了中国关于超自然方面的信条。随着9世纪中期对佛教的压制,中国世俗化的因素进一步发展,但佛教从未像欧洲和中东的亚伯拉罕宗教那样,拥有在后来必须被颠覆的支配地位。


对于中国科学史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拥有不止一种宗教及意识形态,而且不是一神论的。除了非神论的儒家以外,中国还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众多地方性和帝国的教派。多元性意味着没有哪一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上都可以互相兼容,甚至与非超自然的观念共存,“几乎所有中国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存在欧洲那种长期的有神论世界观与机械物质主义的争论——西方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伟大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看到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兴趣明确地与道教联系在一起,从这一方面来看,道教与印度的密宗类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道教为中国自然主义深刻的有机和非机械性的特征所做的贡献”。与儒家类似,道教接受这个被佛教拒斥的世界。道教信徒


拒绝放弃他们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对于他们,外在世界是真实的,并非幻象。……性因素居于所有事物的核心位置,而禁欲主义……仅仅是一个手段,目的在于达到物质上的不朽——这样对自然及其美丽的享受可以没有终结。


关键点就在这里。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接受,而不是厌弃……但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超脱尘世的拒斥态度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无法与科学的发展共存。


李约瑟关于道教的论点基本上不被人所接受。他认为儒家助长了一种对科学的矛盾态度。这种哲学很大程度上关注人和事务,而不是关注会导致科学产生的事物。“一方面,儒家基本上是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甚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关注人类的社会生活,以至于排除了任何非人的现象,因而阻碍了对事物——作为人类事务的对立面——的研究”。李约瑟自相矛盾地承认“理性主义不如神秘主义更有利于科学的进展”。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事情为什么应该是他所说的这样,或者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种说法的确曾被激烈地质疑过。莫特认为李约瑟对道教的强调导致他将儒家看作是对科学有害的,并且也低估了其他晚期的成就。在科技史学家中,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宋朝是很常见的做法,宋朝是伟大的“革命”时期,当时为接受文官系统选拔考试而钻研儒家书籍的受过教育男性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弱,而新儒家占据主导并同时吸收了其他思想体系。


因此在中国,不存在类似欧洲基督教到来的时期、伊斯兰教某些间断性的时期和犹太教经常出现的情况,即非现实宗教的主导地位急剧地中断了更“理性”世界观的发展。李约瑟写道,在中国没有与西方黑暗时代对应的历史。比如,在地理学方面,托勒密的地理学在欧洲渐渐被人遗忘,但在中国“它一直稳定地发展,到17世纪耶稣会士到来时,中国一直在使用直角坐标网”。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宗教和世界观的性质有关——中国采取了“一种有机的物质主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中国从未取得主导位置,关于世界的机械论观点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当中……在某些方面,关于自然的哲学可能帮助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场论的促进上)。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超自然导向的神学并没有像欧洲的霸权性宗教那样监管着所有关于自然的思想,阻碍科学发展。在科学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影响的耶稣会士是一个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例外;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他们吸收了西方许多新近的发现,并试图将之用于宗教目的——向异教徒传教。为了以这种方式介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不排除非现实因素的情况下,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掺入到了信仰当中。


道教和儒家所重视的问题都促进了对关于人或事务的物质世界的关注。并且,物质主义与物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和道教的隐退而非正统教导密切相关的炼金术中所体现的那样;这一活动不只为医学科学中的药物学,同样也为中国远在西方之前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后一项发明作为“中世纪时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最早出现在9世纪时的唐朝末期,但第一次记载使用硝石(硝酸钾)、木炭和硫磺配制火药是在1044年的一部道教著作当中。火药的发现似乎与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控制烟雾的能力有关——这一点最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就有记录,人们需要它来掩饰军队的行进。但火药后来被用于“飞火”以及手雷和火箭。这项发明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1248年,安达卢西亚的植物学家伊本·艾尔·拜塔尔把硝石称为“中国的雪”。


不过,这种物质的变化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科学也并不总是能随心所欲地发展。从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角度来看,特定的科学是正统的,其余的则不是。对历法的兴趣使得天文学变得很有价值,在西方也一样。但炼金术是“特别不正统的,是冷漠的道士及其他隐士们特有的追求”;在药学方面,某些类型的医学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和其他地方一样,实践的意义上治疗总是十分重要的——即便在理论不被重视的情形下。李约瑟解释道,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基本的实用性”,并且“倾向于不信任所有理论”,11至13世纪的“新儒家”和宋代革命的哲学基础则是例外。


尽管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黑暗时代,但在其历史上确实有“文明”被“野蛮人”暂时征服的时期。青铜时代的文明在其中成长成熟的平原和山谷中的城市会遭受远方民族的攻击,后来长城的建立就是为了抵御这些民族。侵略者是北方的牧民,牛和马的饲养者,他们习惯于更粗糙的生存方式,可以快速地移动。自公元前8世纪初期,这些骑兵的入侵就导致了各个交战国家的联合,并且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时建立了第一帝国。


中国第一个“历史朝代”是商朝,其王权的传承自公元前16世纪中期,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它与北方的“蛮夷”作战,从之前已经开始使用高温制陶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发展出了金属(铜与青铜)技术。在这个新时代,产生了夯土防御工事建筑,宫殿,青铜武器、容器和装饰品,战车以及在甲骨上的早期书写(大约在前1200年)。对分布并不均匀的金属的需求可能导致当时的人们与“外国人”产生联系,有可能促成拥有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特征的更中心化的政治组织的产生,和适合其他语言的语标文字的出现。在墓葬中使用的有轮子的战车很可能最初被用于狩猎,似乎来自西方的高加索地区。但商朝用于仪式的青铜容器所展示的技术不仅涉及关于物质的复杂知识,同样也涉及复杂的生产组织——大量的矿工,燃料的采集者,制陶工人和铸造专家在中心控制下聚集在一起工作。许多此类精心制作的供物被献给了诸神和祖先,但没有一样是献给至高神“帝”的;和许多多神宗教一样,至高神没有属于自己的祭礼。


商朝之后的政权,即周朝(前1122—前256,或前1111—前255)在政治组织上被称为是封建制的;这一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当时中国已经统一。我们在周朝发现了最早由皇家或王侯宫廷的文士撰写的文件。在此之前,在周朝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封建家庭关系在逐渐萎缩。春秋时代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是非常特殊的,并且中国南方最终被吸收进一个社会政治——如果还不是文化上的——系统当中,但这个国家繁荣了起来。同化了许多“蛮夷”之后,中央控制建立起来,并伴有一个越来越多地由年度报告所掌控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农业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北方,当稻米的种植从南方传来,并且各处都开始种植大豆之时,小麦成了主要的谷物。人们开始给作物施肥,抛弃了休耕地的做法,引进了轮作方法。在中央平原,农业变得更加集约,人们也开始了频繁的除草工作。在某些地方,灌溉发展起来,以过滤碱性土壤和浇灌稻田。这类活动的大部分是由地方当局,而不是像许多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由中央政府推进。


与这些发展相关联的区域内贸易在增长,新城市为商品和奢侈品提供了市场。大商人企业家是为国家的富裕做出最大贡献的群体,当时是商业活动和私人企业的高峰,这导致了城镇的增长。金属熔炼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最早的有记录的高炉和早期钢铁的产生——上述过程创造了大量财富。为农业、战争和家庭目的的对铁的使用也变得普遍。金属的生产相对便宜,产量也很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技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过程中的高温步骤发展而来,而在青铜时代被用来生产金属,用于战争和为祭礼奉献而制造的精致的三角鼎。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前1000年的前半期),我们看到青铜容器上有了更长的铭文,多达数百字。从这些文字的形状可以看到,象形文字的现实主义特征逐渐消退,更方便的线型文字取而代之,这可能是文字更频繁使用的证据,或者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证明了这些产品最早所体现的宗教思想的削弱。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以及再后来的半个战国时期,这种铭文在人群中的使用范围增加了,并且我们看到这些年代出现了广泛的评论性、法律、军事、商业和其他日常文件。同时有证据表明,从青铜可以从帝国的工场中取得并且其使用不再局限于皇家的意义上而言,青铜器成了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的奢侈品。


在那以后,制度在处于早期铁器时代的战国时代(前475—前221)逐渐崩溃。在公元前5世纪时(可能更早),就有了常设的职业军队建立。之后的战国时代出现了孙子的《孙子兵法》等军事文献,在那时相当程度的城市化也在推进,特别是在黄河附近的中央平原;技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发展。但政治的分裂同样导致了不同领域中写作实践的差异,当时的文士在丝绸和竹简上记录档案。写作同样采取了一些影响到后来世代的富有创意的形式,特别是古典文集的产生——这些文集的创作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五经》甚至到今天都被人高度地尊崇,在文化影响的意义上曾被与西方柏拉图的著作或圣经相比较;其中包含《诗经》(“诗的经典”),《书经》(“历史的经典”),《易经》(“关于变化的书”),《礼记》(“礼仪之书”)和《春秋》(“春秋编年”,一部关于孔子的母国——鲁国自前722年—前479年的编年史)。在孔子的年代,这些著作最终成形。同样在此时,一种天庭的官僚体系观念也发展出来,其中各个神话中的统治者处在玉帝的监管下,玉帝确保地上和天庭的正常运转,这种天上的等级结构与地上的统治结构相平行,因此神圣与世俗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这个时期,贸易和家庭土地税也都在增长;战国时代,面对着中央政权的控制,分散的各个政权逐渐消亡。这些政治与经济的变化伴随着被称为“百家争鸣”的现象,孔子在当时宣扬后来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位置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即领导者是集合了才能与道德的人,而非仅仅或主要依赖出身。在这个意义上,“封建主义”受到削弱,教育则取得了胜利。并且后来的世代所回顾的也是这个知识和文化繁荣的古典时期。孔子是这一时期几位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他重要的哲学家包括孟子(约前371—前289),墨子(前5世纪)和荀子(约前298—约前230)。这些人都是“士”阶层的成员,他们的作品在后来的朝代中成为政府官员主要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基础。这些发展所发生的时间与欧洲人认为的古代希腊发明哲学的时间接近,发端于此时的哲学却被不少西方人看作是他们所独有的。在战国时代,这个“历史上所知的拥有最丰富的技术创新的时代之一”,多种多样的新发明大大改善了这个国家人们的生活,包括铁制工具的更广泛使用,周朝甚至生产钢,这些进而导致了市场和纺织业的发展,以及金属钱币与商人阶层的出现,其中有一个人,李斯,成了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首相。随着战国时代的终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秦朝这个新帝国采取了一套法制的学说(由法家推动),将法律的地位置于礼仪之上——与早期哲学家韩非子(前290—前234)的主张相同。这个帝国统一的时代见证了文人的逐渐兴起,他们是早期士阶层的后代,部分地取代了之前曾掌控政府的贵族大家庭的地位。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国家本身的需要,现在比不变的习俗,甚至比儒家的“仁”都要重要。依据这些需要,秦朝政权修筑了长城,并开始通过一系列大型工程来组织中国的疆域(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因此丧命),挖掘渠道,修筑道路网络,并建立了全国性的书写、货币、度量衡和出于政治考量的人口移动体系。通讯也在此时得到了改善。公元前3世纪的最后十年,被征召服役的男女以飞快的速度修建着主要的道路。但在公元前213年,政府同样决定焚毁书籍(这一事件的规模和意义毫无疑问被夸大了),因为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对之前政权的思念。中国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皇帝“焚书坑儒”。但秦始皇自己的文字保存了下来,并且他意图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秩序。法律、园艺和草药医学以外的书籍被排除在公共流通的范围之外(以上这些主题的书本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世界也未受阻拦),因为这些知识被认为是危险的。


统一的中华帝国需要巨大的官僚体系。巴拉日估计,在汉代,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即六百万人是文人官僚。通过沿着主要为政府使用的目的所建筑的道路而精心建立的驿站服务系统——这一巨大的网络将这个巨大的帝国联结在一起。后来这一系统被统治着从太平洋沿岸到巴尔干的西蒙古帝国所接管,这套官僚组织也随之被带到了欧洲部分地区。


在13世纪,这种形式的邮政被马穆鲁克苏丹——开罗的拜巴尔(突厥人出身)采用,虽然有证据显示他们也拥有更早形式的远程通讯方法。邮政同样促进了对鸽子的使用(这种方法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及通过烟或火传递视觉信号的系统(在更早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运输的物品不只包括从大马士革来的邮件,也有为苏丹的饮品而运送的冰块。商人因而被允许使用邮政服务以及相关的驿站。在欧洲,在罗马帝国陷落后就不再存在的远距离通讯于1586年重新出现在米兰公国,这个公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有很多利益。这一系统后来以付款为条件向商人及其他人开放——加札尼雅杜认为这一体系促进了与标识了西方而非东方的现代化兼容的一种新型模式的“主体化”。这种现代邮政确实很重要,但这种通讯显然不是被远方的中国所引发的,而且将这一特征归结在其引进上似乎是个错误。但蒙古人向欧洲的进军可能为其他中国发明进入欧洲提供了机会,其中可能包括刺激印刷术和印刷机出现的因素。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将印刷术引进法国(但没有用于私人用途),他之前已经与米兰结盟,还将武器生产带到里昂和图尔斯,将丝织业带到了里昂。


在中国,第一位皇帝在可疑的情形下死去,之后没多少年,这个王朝就终结于暗杀、政治起义和混乱。从秦朝的崩溃开始,刘氏家族逐渐兴起,并在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汉代,除了中间短暂的王莽篡权以外,这些皇帝一直在与前朝一样的帝国基础上统治到了220年。这个新王朝继续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书写变得更加广泛和实用。这个时期同样见证了隶书的发展,它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美学上的完全繁荣”。从越来越多的私人开始收集可在城镇市场上交易的手稿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文字的广泛作用;它们不再仅仅存在于帝国图书馆之中。文献以官僚阶层为目标对象,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有阅读能力的群体规模很小。虽然中文文字很有难度,但当时中国有阅读能力的人很有可能比使用字母系统的西方人更多。据说一位官员拥有许多(“万卷”)卷轴形式的文献,因为在中华文明的所有方面,书写的作用在逐渐上升。为了学习文字,富裕的家族为他们的后代提供私人教师,而穷人家庭的后代则更多地在自愿基础上,在小型学校接受教育。正式教育被限定在对中文经典的学习之中(学生以此学会中文文字)。起初的四到五年,男孩们以识记文字作为教育的开端,之后开始学习文字书写和创作。这些将要担任公职的学生之后将在主要的市镇参加公开测试并进入政府开办的学校,因为管理复杂的国家需要雇用受过文字训练的文士和官僚,而不是不识字的封建贵族。


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局势多有动荡,其中涉及不同改革者群体之间的争斗。一方“由受传统束缚的儒家文士组成,他们只主张进行能得到儒家经典认可的‘合理的’或‘正当的’改革”。这场许多学生参与的运动由文士的联盟“党人”推进,由一些被革职并禁止录用的官员组成,最终遭到了血腥镇压;直到近代,受训的和被录用的文士之间的平衡一直是个问题。而对于其他人,儒家思想被打扮成了革命性的或反传统的模样;新思想必须穿戴一身旧打扮。文士现在在宫廷变得更加重要,而这意味着在秦代被禁止的书籍又重新回到了流通当中。


官僚统治需要文献和百科全书的摘要,以总结知识。更进一步地说,在这些文献所涵盖的话题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变化中,一位历史学家看到了“由仪式到功用”的转变,从而“出现了世俗化,理性化和官僚化”。经常担任管理者的受过教育的人会回顾在先前被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在政治的广泛领域中;这解释了文件和百科全书收藏量为何如此巨大。这些学者官员来自一个很大程度上通过表意文字的管理而整合起来的庞大的国家。在这种处境下,是(为政府而训练出来的)文士引领着道路。他们并非没有对手——宫廷中的宦官,佛教和道教的神职人员,但从长期来看依然是文士居于支配地位。经历了某些摇摆,以及冲突和反对之后,最好地表达了文士生活方式的儒家教条被他们接纳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便是革命性的变化也被历史的戏服装扮起来,不论哪一个新政权建立,国家的复杂性都意味着文士会很快控制政权的行政。


汉代在扩展和巩固政权上的成就与汉武帝(前141—前87)密切相关,他首先受到大哲学家董仲舒(前175—前105)所领导的儒家学派的帮助。汉武帝的长期统治标志着中国的利益延伸至中亚、南方热带地区以及与越南的边界。他的大部分功绩在于组织这个国家支持军事活动,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国家垄断的盐、铁,以及后来在公元前119年设立的酒类机构,和对手工艺人与商人征税来提供资金;一些税款可以通过上缴丝绸抵付,然后国家通过销售这些丝绸,将收益放进国家财政收入当中。不只是帝国宫廷,王子们的宫廷也成了知识、文学、科学和艺术成就的中心,所有这些领域都在繁荣发展。宫廷是这些活动的主要中心,特别是在后来被资产阶级占据的艺术领域。


武帝的汉代宫廷在长安(今天的西安),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吸引着各地的学者和官员前来。它依照学术才能任命官僚,这些官僚因而都是识字的(而不是孔子生活的年代中的封建贵族);但官僚制度无论如何都促进了科学发现、技术成就及艺术活动,在这些拥有高度文化的人当中也有宗教专家。但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提供教士(像在亚伯拉罕宗教或印度宗教世界当中那样),而是培养官员。比如,许多历史著作是由官僚作者为官僚读者而写的,目的在于为行政实践提供指导。


在公元前110年,皇帝建立了乐府,重新编辑了《楚辞》《诗经》等诗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与阴阳和具有可塑性的五种元素(五行)的观念相关的整体相关性系统进入到了儒家思想当中。许多为了官方目的制作的文件使用一种经过修改的字体,写在笨重、易碎的木条上,有时则写在丝绸上。在这种环境下,纸张的发明(不晚于105年)特别地有用,而纸张所带来的流通又进一步加强了整个官员阶层的地位——他们作为书面行政的专家,依赖于对技术术语的广泛知识和对传统书写的掌握。有了纸张,这些可以被更容易地复制。选拔人才填补官员职位的科举考试,现在也向其他人开放,不只局限于官僚的士(学者)阶层成员,因此确保了才能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扮演逐渐重要的角色。在大约100年,这些文士的活动包括对古典文献的解释和写作,精心编制参考书目(比如文献目录)和编纂词典(许慎的《说文解字》)。同时也有司马迁(约前145—前86)的重要历史著作,他写的带有脚注的《史记》涵盖了到他自己所生活年代的整个中国历史。在这些作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散文达到了“完全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许多成就与政府管理活动密切相关,比如用于评估官员的数学教材(徐岳编写的《数术记遗》),和一部有关照顾军队与马匹的医学作品的残片。人们需要用滴漏水钟为工作任务计时,比如装饰宫廷的画家。国家的制铁工业预备了兵器,对盐业的垄断需要挖掘深井,这项活动和为运输与灌溉而兴修水利的活动都需要工程师。这个政权安装了用在磨坊上的水轮,后来被用于工业目的;熔炉用水能来驱动活塞式风箱。轮子出现在第三世纪,而为驾马所使用的胸带远比这要早许多。


部分地作为疆域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与经济紧张的结果,在西汉和东汉的整个历史当中,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动乱,以及顶层权力交替的争斗是这个政权必须经受的周期性的危险。由于2世纪晚期农民起义的浪潮,这个王朝的最终崩溃变得不可避免,特别是黄巾军起义,这是一股救世性道教的分支。在190年,都城洛阳被洗劫,包括图书馆和档案在内,从而导致了比之前秦朝焚书更为惨重的书写材料的损失。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知识活动密集的时期,儒家开始让学者–官僚阶层的某些成员感觉失望,他们因此转向别处,尤其是道教。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写作方面,主导思想越来越多地受到佛教影响,佛教开始在中国留下自己的印记。汉代展示了文化和科学复杂性的不同迹象,比如在新的农业技术与工具的发明上,这时也是工程与公共建设的高峰时期,同时在医学方面有了新的趋向,儒家世俗主义再度兴起,发端于秦朝的文学与帝国行政的高涨势头依然在持续,但政权的稳定性依然是高度易变的;伴随着所有军事野心和民事责任,它在某某种程度上出于“悬崖边上”。


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可能出现,而经济的繁荣则被佛教——商人的宗教——之出现所刺激,通过对南北方的征服和印度—伊朗贸易的开放——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它将汉代与罗马帝国,以及与在越南沿海做生意的叙利亚商人联系起来。在这场国际交换中,很难将私人贸易与官方商贸区分开来,两者都参与其中,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正是这种商业活动和增长的物质生产与技术进步一起,构成了汉代军事、外交与商业扩张的背景,展示出了已经由文学与考古学证据证实了的生命力。印度的使馆出现在西部,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增加起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公共和私人企业并存,比如在丝织业,甚至在国家垄断的盐业和制铁业中都是如此。那些活动并没有阻止199年限制商人生活方式之法令的颁布——和后来的欧洲一样:商人被禁止穿戴丝绸,骑马和携带武器。


汉朝灭亡,在220年被三国(各自以洛阳,成都和南京为基地)所取代,它开启了有时被称为“中国的中世纪”的时代。佛教庙宇曾在艺术领域带来了希腊的影响,并且和后来的基督教一样,以宗教名义委派给许多艺术家、画家、金属工匠、雕塑家和建筑师工作进而维持他们的生活。在中国艺术当中,和日本一样,从旧石器时代(前5000)开始就有宗教和世俗的模式,最初由刻在石头上描绘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绘画所记录。之后,在大约300年到600年之间,佛教成了影响艺术的重要力量;尽管少量佛教艺术从汉代留存下来了,但直到南北朝时期(386—589)以后,佛教艺术才变得普遍。从这一时期开始,宗教艺术由佛教绘画所主导,世俗艺术则由人物和自然类绘画所主导——受道家和儒家的刺激。佛教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纹饰出现,因为相同图案的重复出现是一项宗教实践,它甚至见证了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并最终带来了通过相同步骤完成的印刷文字——借此无休止的宗教仪式的重复成为可能;在8世纪,因为皇后的命令,一段佛教咒文被印刷了一百万份。这个宗教同样有助于方言文学的发展,在4到8世纪之间促进印度在世俗科学方面,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作品的传入。尽管原本已经消失,“婆罗门”文献的译文在这一时期的后半部分依然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


汉学家白乐日写到“中世纪的灵性复兴”,和这个国家从公元前200年到600年(秦代到唐代初期)的彻底转型。在基督教创始的时代从印度引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的救世主义教义在4世纪时变得具有高度的影响力。这一影响的后果包括佛教组织取得了大量的财产和权力,并建立了具有学识的修道院和学校,尽管其中的学问主要是宗教性和关于圣卷的。在北方的洛阳、敦煌和长安,在2世纪和5世纪早期之间,乔达摩的梵文文献被翻译成中文,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佛教向南方的扩展发生在南朝,以南京为首都的梁代(502—557),其繁荣一部分原因在于海上贸易,也在于东南沿海港口的修建而得以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市镇进行的商品交换。许多外国商人来到这些中国港口,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佛教组织则由于其特权地位而从中取得了许多经济利益。


在汉朝衰亡后,直到581年隋朝建立,除了——或者说,可能因为——成为这个国家标志性景象的政治分裂外,文化和社会生活是“在中华世界的知识历史上一个最丰富和复杂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化成就惊人地多产,且富于创新”,并且在这些方面,据说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很接近——它的形而上学,宗教热情(主要是对佛教),对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兴趣,同时绘画成了一项富有娴熟技艺的艺术,特别是在风景画方面(受到道家对自然之兴趣的影响),并且出现了没有先例的“诗歌的繁荣”。在2世纪的后半段,战国时期(前4世纪—前3世纪)思想也曾经历过“复兴”,但“复兴”采取了相当不同的立场。中国北方从304年开始,见证了一个新的“蛮族”入侵与统治的时代。在扬子江以南,发生了一场无组织的反对运动。尽管在政治上很虚弱,“这些王朝都在文化上具有光辉的特征: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上,它们组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再一次,政治虚弱并没有阻碍文化繁荣,并且文化的进步在面临政府与宗教诸多问题的情形下依然在持续。


梁代是南朝的数个政权之一,海上贸易在那时得到发展,在梁代之后的是几个短命王朝。最终,从洛阳起步,国家的统一由具有部分“蛮族”血统的将军杨坚(后来被称为隋文帝)完成,他是隋朝(581—618)的创始人,从此引出了延续超过3个世纪(包括整个唐朝)、同样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经济繁荣没有内战和技术、文学、造型艺术、音乐与舞蹈等广泛领域的成就为标志。隋朝继续开拓水路,极大地促进和扩展了通讯与商业,完成了联结南北方的大运河的开凿;运河促进初级生产者和市场开发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潜力,并且中国人于此时开始向朝鲜和苏门答腊派去舰队进行海上探险。贸易也在扩大。在628年,伊斯兰教首次到达中国。随着在下个王朝——唐朝时商业的进一步扩大,瓦哈比卡布查,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母舅被从阿拉伯半岛通过海路派往广东,在那里修建了中国的第一座清真寺,并收到了皇帝的礼物。聂斯脱利派基督徒也在631年从波斯派遣了一支布道团。同样是从波斯,拜火教已经在同一个世纪的更早时期到达中国,而摩尼教则在更晚的694年到达;有许多宗教被允许存在。750年的广东有婆罗门庙宇与商人。


唐朝在618年,由另一位将军——与突厥叛军联盟的高祖皇帝所创立;他后来被他的儿子李世民暗杀*,李世民成了太宗皇帝,在626年到649年在位。唐朝的前两位皇帝再一次统一了这个国家;大体上,他们延续了隋朝的政治管理实践,但也采取了更经济性的方式。这个时期包含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儒家理想的“善政时代”。朝廷的管理主要由军人和贵族所构成,但也达到了某种区域间的平衡,而且其中大约10%的成员是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作为候选人补充进来的。这种考试在隋朝之后已经被重新恢复,虽然候选资格是受到限制的——在教授标准化课程的官办学校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后代;不过,这一制度很快就会变得更加开放。在唐朝早期,在都城长安的领导下,经济得到了发展,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至少六十万居民。聚集资源以开拓疆域的欲望,促成了农业体系的重组,每个家庭需要在特定的土地上种植作物,以提供谷类、丝绸或劳力作为所缴纳的税。这种“衡平地”式地租和民政管理方式已经被早先的隋朝所采用,甚至也曾出现在更早的北魏王朝。这种行政管理显然需要一个复杂的、规律性地进行大规模人口和土地普查的官僚体系。


在采取了合理化税收的措施以后,这个“善政”时期因其低物价和普遍的繁荣而知名。太宗采用新的方式汇编了法律,为强大的中央控制做了准备。唐朝重新整合的军事力量现在将自身的控制范围延伸到北方的突厥部落,导致了与西方更多的交流。拜占庭派来了使节(罗马在汉朝时的166年已派出过海上使团);聂斯脱利派教堂和佛教庙宇也在较大的市镇中建立。


最为独特的是以“武皇帝”的名号为人所知的女皇武曌(627年出生)非凡的统治,她是前一任皇帝的妃子,当时这位前任皇帝将首都迁到了洛阳,并且他更喜欢用考试选拔的官员填补高层官员职位。女皇自660年开始掌控政权,从690年到705年打破了唐朝正统的继承顺序,占据皇位。随着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增加,政府管理的规模也在扩大,参加考试的官员候选人的出现必然挤压了贵族的作用,虽然许多拥有学位的人本身也是贵族,并且80%的官员依然没有学位;但无论如何,半数官员是因良好工作绩效而从省政府序列中提拔上来的前办事人员。这种重视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候选人的转变很有可能对之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十分重要。人员规模的扩大同样需要新的税收收入,而加税政策的不受欢迎也促使女皇在705年退位。但是,日本(和朝鲜)对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依赖。“日本儒家保持着对他们本地贵族传统的忠诚。”在中国并没有同样的精英主义,但直到14世纪,商人的后代才有资格参与考试,因此(男性的)机会平等的演进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之后的玄宗,即“唐明皇”的统治是唐朝物质繁荣、制度进步和“艺术繁荣”的顶点。作为他彻底的行政改革的一部分,纳税人登记更加高效,并随着对大运河体系的修复(在武皇帝时运河遭到了忽视),他的朝廷也在帝国的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很大增长。这一时期,工程,运河、道路与桥梁的修筑,以及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进步。甚至超越同时代的卓越诗人王维的成就,中国诗歌的“阳”与“阴”,李白和杜甫(即英语读者所知的“LiPo”和“TuFu”)被认为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诗人;这被看作是“像文艺复兴一样,将古代与现代世界联结在一起”。尽管作为“官员诗人”,杜甫明显倚重儒家价值观念,而李白潇洒精妙的作品则毫无疑问是道家的,而且虽然李白曾多次试图进入官僚体系,并在某段时间内得到官职,他作品中明显而丰富的自由思想,正如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在语气上是非儒家的。诗歌编辑库珀将之形容为“中国诗歌三千年历史中,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像“我们的都铎时代”。这一阶段之前据说是“中国的黑暗时代”(虽然李约瑟的观点与此相反),开始的时间早于隋朝,人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也有很大不同,但无论如何,存在着“在任何其他世界文学中都尚未被发现的传统的连续性”。在汉朝和隋朝之间的整个三国、晋朝与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入侵、反叛、起义、疆域的不稳定性和经济问题而存在一段黑暗时期,但无论如何也有文化繁荣。之后,库珀提到“类似文艺复兴的时代”的出现,他将杜甫与但丁、杜甫周围的社会环境与15世纪的佛罗伦萨相比较,而其他人则会参照西方古典时代的作品。


唐代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在唐代之前和之后广泛存在诗歌创作。在这个古典诗句的“黄金时代”中,诗歌的作者们是一些原创、个体诗人。但唐代同样也是一些更方言性的散文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并且以某些小说写作的早期尝试——唐代“传奇”故事——而知名。建筑(虽然当时的成果极少有流传至今的)和绘画(虽然还没有发现多少当时的原创作品)等视觉艺术也繁荣起来。小艺术当时十分活跃,丰富多彩。总之,在通讯手段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印刷术的出现,首先被用来复制佛教经卷,后来被用来制造日历、年历和字典。雕刻印刷出现预示着知识的更快速散播以及流行文学的出现,以及书面祷词的复制。“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之前无法实现的知识的更广泛散播成为可能,并且让并不富裕的人也能获得图书。由此导致的图书馆数量的增加加强了教育的书本性质,固定了考试的文字性质,并帮助新儒家将传统保守主义教导给人们,并将对古典的尊重态度传播开来。”从唐代早期,从杰出的佛教学者、翻译家和历史学家玄奘(602—664)的旅行开始,有了一种为佛教论文而翻译梵文和其他印度的语言的传统;玄奘自己甚至将老子的《道德经》这部影响巨大的道教经典翻译成梵文。这种新的知识环境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多样性,不过在这一时期繁荣发展的除了知识以外,还有商业生活。城镇壮大起来,奢侈品的范围在扩展,农业取得了进步,制铁技术变得广泛,税收被规范化,手工艺也在繁荣发展。在这个国家,税基转向了私人土地,从商业取得的税收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垄断的机构则促进了新商人阶层的崛起。


唐代的皇帝正式支持道教,因为道教被认为是从其创立者老子传承下来,但无论如何还是佛教受到了偏爱。与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土地财富之前被转移到了佛教庙宇,因此必然从正常流通环节中退出,成了不能变卖的“永久管业”。这些庙宇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些土地获利,运营磨坊,提供医院,照顾病人并开办自己的学校。843年到845年,武宗皇帝决定压制佛教,就部分地出于财政原因(和欧洲宗教改革一样),庙宇被关闭,土地被没收,大约25万僧人和尼姑被驱逐。这场对佛教的攻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但这标志着佛教影响开始衰退,儒家则以新形式得以复兴。


中国之前曾有过深受宗教影响的时期,修建了许多在功能上是从印度佛塔演变而来的塔。而在当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几位中国僧人到访印度并对那些地区的生活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但官员圈子则越来越担心佛教力量的增长,导致了对佛教的迫害和禁止,以及后来更进一步地对大众的和受过教育人群的思想流派的“中国化”。同样在这时,中国开始沿着丝绸之路与穆斯林接触,丝绸之路不只是商品,同样也是与印度和西方思想互相交换的重要渠道。不过,中国人在751年在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塔拉斯河战役中失利,据说当时的战俘将造纸的秘密传了出去,这发生在查尔斯·马特尔在普瓦捷战胜穆斯林之前18到19年的时候。不过这种与亚洲的知识交换并不是单向的。天文、材料和数学知识,商品制造、音乐和工艺从西亚和中亚涌入,给了唐代文化一种确定的世界性特征。


尽管受到阿拉伯和其他势力入侵的威胁,加上内部社会压力和周期性的起义的变迁,唐代(618—907)仍然保持繁荣至755年。之后,突厥–粟特将军安禄山的叛乱攻破了都城,使得唐代的第一个阶段终结,虽然此后帝国的统治得以恢复,但这为之后漫长但稳定的衰退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中央政府在907年最终垮台,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失去了一位有力的赞助者,之前帝国宫廷曾促进了文学“黄金时代”的产生。随后五代时期(907—960)的地方宫廷试图延续艺术和文化上的同一传统,特别是四川的王国;许多诗人,画家和学者转移到这个组成了一个微型唐朝宫廷的地方。比如,当时有一位僧人贯休,他所画的阿罗汉,即佛陀的门徒,展示了疼痛、苦难和死亡意识,深刻描绘了他们的灵性经历,这些主题很少被宫廷赞助的绘画所触及。


当时绘画的主要形式是在墙面,以及一些屏风上的画作,但在之后的10世纪,这些绘画类型受到了更小型的、更加私密和便携的绘画的挑战,导致了在后一个世纪中高雅微型画的出现。但在中国北方,唐代壁画的伟大传统随着对佛教的迫害而终结,在955年尤为严厉,并且直到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才重新抬头。唐代的影响在金陵(当时被称为南京)延续着,金陵是南唐王国的首都,在艺术文化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特别是佛教僧侣巨然(活跃在906—985年间)和宫廷画家董源(962年逝世)的风景画。这些人的作品与北方画家非常不同,似乎就在苍翠繁荣中所创作,展示着江南——南唐保有的疆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它跨越了五代和宋朝早期,很大程度上为宋代作品设定了标准。虽然五代之后,始于960年的宋代无法在人物和叙事绘画上媲美唐代,但在描绘自然,在风景画和花鸟画方面超越了后者。


在8世纪前半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许多从印度、中亚和伊朗来的使团访问中国。而在9世纪早期的唐代,我们发现了“回归古典”(古文)运动,第一次在文学领域留下了印记,之后又开始着手对古代文献阐释,导致了“激进革命”的过程,进而引发了“由11、12世纪宋代‘新儒家’构成的那种文艺复兴”。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那场“回顾”导致了唐朝最早在836年、最终在845年禁止外来宗教。其中包括拜火教和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会,但佛教所遭受的破坏最大,因为它们之前积累的最多。僧人被迫还俗,土地被没收,铜钟和雕像被融化造成钱币(类似亨利八世的“改革”)。这些措施很快就缓和下来,但佛教此后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占据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如此中心的位置。


通过征服战争,宋代政权在960年建立(终结于1279年),在1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夺回大部分分裂的领土,重新统一了这个古老的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见证了传统学术与教育的重生,但目的是用它们促进许多领域的进步,而不是退回到过去。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以参与最高等的考试考取进士为终点,需要学生掌握十到十二部基本的儒家经典。宋代“新儒家”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朱熹(1130—1200)就对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他的教义直到他死后超过一个世纪才被宣告为是正统的,他对“新儒家”的贡献中包含一个教育体系,将儒家哲学的四部核心书籍——《中庸》《大学》《论语》和《孟子》,以及他的评注——放在一起,形成了基础教育文献。这些书一直到1905年被废除时,一直都是选官考试的标准。这样,已存在了约2500年的意识形态连续性的标准来衡量,南宋的评注是一个关键因素:它的核心是一个并不妨碍科学知识或艺术成就增加的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视野也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例如,据说朱熹曾写过一本叫作《朱子家礼》的书,在核心章节中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描述了各种仪式;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他给女性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倾向于将她们放置在更强烈的男性控制之下。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关于“大道”的学说被视作是僵硬、缺乏头脑的,构成了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后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北宋的知识活力产生于重新发现儒家价值”——换句话说,对过去的回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自宋代以来,除了蒙元时期,中国的上层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军事职业感兴趣——那是雇佣兵做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关注文献知识,在他们的闲暇时间中收集书籍和艺术作品,进行文学、绘画和篆刻实践,这些方面取得发展有赖于之前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南宋的艺术活动中心在首都杭州,那里有许多科举应试者、官僚、军人和佛教僧侣。这些人的生活表现出被描述为高消费水平、奢侈的品位和对异国产品之热爱的特征。相同的消费类型多数在其他大的城市中心也很明显,因为精英分散在全国,城市之间的贸易规模也很大。这些城市的娱乐区进行流行演出,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包括从乡村地区前来的人。同时,娱乐的扩展还包括流行文学的萌芽;说书人,影子戏剧院,小说和戏剧繁荣起来。在中国,总是存在文人的传统作品和更粗鄙的民众文学之间的区别,尽管变革的大部分推动力是由后者提供的。“每一种新形式”,胡适写道,“……来自……乡村未受教育的阶层……”


依据埃尔文的说法,中世纪时的中国——他意指10到14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11和12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北方,改进了的磨粉机促使小米向小麦转变;在南方,水田种稻技术也有了更加娴熟。新方法的传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进,特别是新的种子、复种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过戽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难以通行的节点的通航问题。与技术的进步一起,商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种类的合伙组织利用水运系统谋利。同时,道路也得到了改进,甚至开拓了新的道路。贸易增长,而贸易所部分依赖的货币的供应量也在增长。在11世纪,纸币最早出现,但大量使用纸币导致12世纪早期和13世纪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纸币被废除。不过,商业信用依然以纸钞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国向商业活动的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商业往来,意味着10到13世纪中国在所有方面的繁荣。


埃尔文提出,一场更深刻的商业革命发生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方面。商业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现在,提供日常商品的远距离市场发展起来。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交换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样也包括纸张和丝织品。不管是内部贸易,还是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商业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发展起来,但埃尔文却认为这些中心的历史作用与欧洲的市镇很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并不预示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欧洲的市镇才有这样的功能)。


从10世纪起,中国很明显经历了科学革命,其技术也“发展到了系统实验调查自然的基础的水准”,在锻铁和丝织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工业”;在13世纪,这些技术被麻织品行业广泛采用,以运河水为动力,这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卢卡、博洛尼亚,并一直影响到英格兰摇纱机器的创造。进步也发生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知识领域。这些进步的基础同样是基于发明于7世纪、在11世纪时被广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艺。11世纪时甚至发明了活字印刷,尽管它从未得到大规模使用。埃尔文写到由政府驱动的“一场学术的复兴”。宋代编辑并印制了许多文献,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将“全国的知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历史学家谢和耐也把1000年左右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增强了埃尔文论点的可信性。11世纪以回归古典儒家传统和佛教从5世纪开始的影响力的终结为特征。他宣称,11世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与他们唐代的前辈非常不同的,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中世纪的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谢和耐发现了一种基于实验的实践理性主义,对一切事物的测试,对人类知识所有领域的好奇心,促进了建构一套体系和一种自然哲学的尝试。事实上,以城市经济和“便宜的复制书写材料的方式”为基础,当时存在着一种完全的“知识生活的更新”。


在后一个方面,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缓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这些储藏室大约在1000年时被关闭,直到1907年才被发现,其中包含历书、辞典、一部篇幅较短的大众百科全书、教育性文献、写作示范以及历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932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至约1040年。不过,中国在活字印刷时并没有涉及印刷机,而没有印刷机,活字印刷很难在19世纪欧洲机械印刷到来之前成为对雕版印刷的补充。直到那时,制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11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978年的皇宫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以自然科学领域出版的图书数量而知名。从12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有代数的发展和使用数字“零”的证据。此外,1090年,在开封建造了由擒纵机构棘轮驱动的天文机械,这种装置提供缓慢但规律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当时最精确的计时装置。


宋代同样见证了古典兴趣的觉醒和考古学的成长,这些进程早在之前的8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启。这反过来导致了复制和造假的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场批判性反思的运动,特别是对不同版本历史的比较——这是文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场运动形成了一场“历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历史百科全书编纂的基础。司马光的作品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资治通鉴》),它以穷尽来源地搜寻和对文献采用批评性的方法为标志。


同时,宋代作者们也形成了一套关注人与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与佛教思想显然是敌对的,虽然在回归被认为是真正的儒家传统的过程中,它也采用了佛教的某些问题和教育方法。从这一方面,这种新学术,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与一种跳过之前时代的宗教限制回归包括古典文献在内的古代资源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与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这个时代被描述为一个“乐观主义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并有着对知识进行系统化,并寻求替代佛教意识形态的“良善生活”模式这些愿望的时代。这一任务涉及对过去的回归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后者——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对中国思想产生了稳定作用。


总结来说,与欧亚大陆上那条大型商道另一端的意大利城市呈现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欧洲相对的“落后”状况相比,中国在11到13世纪见证了“一场令人赞叹的经济和知识的高潮”。在一段时间内,通过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避免了曾使伊斯兰世界遭受重大损失、却也建立或恢复了亚洲东西部之间联系的蒙古人的入侵,尽管这种联系又因中亚的蒙古帝国从14世纪中期开始的分裂而受到损害。在1500年之后,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探索,特别是通过航海,而重新出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则在之前长期通过印度洋和中国海进行贸易。


在更重要的市镇中,政府推广教育,其内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时也教授实践课程。医学有自己独立的培训体系,和中东一样(欧洲最终也变成了这样),医学教学受最高医学办公室的监管。这个机构建立了一所学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医学、针灸、按摩和驱邪术四个领域提供指导。在629年,唐朝皇帝就已经在每一个州建立了医学院,在11世纪时药物学著作被集中印刷;先进且内容广泛的药典也得以出版。医学训练需要七年的学习,知识程度将以考试的形式检验。这种训练的一部分涉及对伦理概念的学习,它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样,中国医学并没有产生多少手术技术,因为人们认为身体应当以神或祖先所赐予时的样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里。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进行调查研究,但解剖还是从1045年发展起来。在这些医学工作中,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与驱邪术相关的部分;但佛教僧侣则很少参与其中,除了照看穷人和病患者的照看,——这项活动在对佛教的迫害运动之后,在9、10世纪时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医学”外,还存在“儒家医生”,即在唐朝更显重要的世俗医生。


私人印刷变得繁荣起来,其中不只有佛教经卷,也包括农业和数学的文献,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会算数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在写到10至14世纪的“科学与技术革命”时,埃尔文提到“这场学术的复兴”。它发生在“之前几个取得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世纪”之后,其中包括从8世纪时开始的雕版印刷的进步,它作为这场复兴的基础,保证了科学文献的广泛流传。但“主要的驱动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学,它被“评定”有潜在危险)。另外宋代政府编辑和印制了标准教材,不只是在数学和农业方面,也在医学和战争方面,同时还包括儒家文献、历代史、法令和哲学著作。政府还赞助了一些新的出版物。换句话说,和爱森斯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评述一样,埃尔文也认为印刷术(雕版印刷)从大约10世纪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在麦克德莫特关于中国书籍的著作中,他认为宋朝印刷书籍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印刷术传播旧知识和促进新知识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早于古腾堡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能力。


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并非更不重要,它构成了“所有后来朝代的基础”。在宋代,“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皇帝们自己也会作画,绘画成了一种雅致的艺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伟大实践者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李柽(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画家的作品为基础,成了宋代风景画风格的创立者,他绘制的优雅的世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细、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审美的宽度体现在李柽和另一位伟大画家范宽(955—1025)之间的突出对比上,后者是一位“山人”,他创作了现存最伟大的风景画之一:《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


徽宗皇帝曾组建了一所皇家绘画学院,徽宗自己除了绘画以外,也从事诗歌和篆刻艺术的实践。在这所学院,画家们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工作,描绘他们身边的飞鸟与花草。徽宗同时也是与过去历史紧密相关的古文物领域的专家,他的这一兴趣使得制陶工匠们开始以三千年前制造的青铜器的形式复制这些物件。大约在1110年,手稿和石头、青铜与玉上的铭文在宋朝得以编辑,而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文件窥见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画家带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绘画学院中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对自然仔细、直接的探寻——这是在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郭熙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自然的传统。徽宗还坚持系统研究古典绘画传统;他为政府的收藏品所编纂的目录是“确立艺术经典过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个要求是对“一个诗意想法”的达成,徽宗自己的画作就达到了“一种古典的,根植于过去、现实观察和诗意理想的美”。


宋代的政治进程同样分为两部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9)。在艺术成就方面,莫特对前者大加赞扬:


北宋被誉为一个拥有完美的诗歌、纯文学和历史性散文作品、华丽的绘画与篆刻、无与伦比的瓷器和被中国人看作是次等艺术的艺术完全发展的时代。学者–官员精英们……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以及绘画、篆刻的创造和生产者,他们还赞助了制造……瓷器和所有他们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艺人……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宋代见证了相当系统化的学术的开端,这种学术在它的方法和目标上相当地现代。在这个时代,对百科全书中知识的广泛领域进行系统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项典型性的事业。对过去的研究见证了历史研究、语言学、对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对古代青铜器或石头上铭文的收集和研究的进展,以及考古学的开端。


2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进展远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珍奇室”阶段,后者在欧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宋代精英们专注于与鉴定、语源学、年代测定和释义相关的知识研究……从那个产生了艺术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同一个学者–官员精英群体中,还出现了钻研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的人物,他们使得宋代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达到了高峰。


在这一时期特别重要的是沈括(1031—1095)的著作,他拥有“高度独特”的性格,莫特列举了沈括的各项伟大成就。他以“通晓人文”之士而知名,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同样在行。“当然,也存在不出名的非精英人士,他们设计和建造船只,将航海技术应用在航海事业上,建造桥梁、宫殿和庙宇,雕刻大型佛像,令人赞叹地装饰庙宇,设计和生产武器和兵器,并通过无法计数的方式为社会生活做出了贡献。”


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北方的官僚体系广泛地招募人员,科举考试变得更加重要。官员工资上涨,每一个行政区域都设立了学校,为参加考试做准备;福利机构也在增加。不论是从效率,还是从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征税都得到了改善。同样在这一时期,盐、铜、铁和煤的开采也在扩大。神宗皇帝的宰相王安石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被他的继任者“以孔子的名义”废除。之后北方这个饱受党争困扰的政权变成了“马背上的蛮族”——源自唐古特部落的女真人的猎物,这些人最终在1127年在首都开封俘虏了徽宗皇帝。


蛮族对首都的洗劫导致宋朝向南方的撤退,他们跨过扬子江,来到风景优美的杭州,这座城市后来成了“可能是12和13世纪全世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11世纪,部分通过种植占城稻米,南方也已经变得更加富裕,占城稻米使得当地可以在一季当中收获两次,并且部分因其港口为向整个世界出口商品打开了道路,从而为商人阶层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现在,他们重建了绘画学院,为统治者提供绘画作品,而统治者的偏好对于促进某种艺术风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多数艺术的主题是由这些统治者确定的。这个被重建的王朝尤其关注艺术的力量,“致力于古典复兴的一个新图景”,特别是“旧的历史叙事讲述帝国的艰辛、生存与重生”。皇家的赞助在这一时期居主导地位,因为商人并不赞助绘画。绘画本身大部分掌握在工匠家庭的手中,而他们的兴趣是很保守的。在佛教庙宇的赞助或启示下完成的绘画作品,以及禅宗绘画作品也是如此。


依然受到北方入侵者威胁的南宋在扬子江上建造舰艇,一部出版于1044年的关于战争的书稿中描述了,发展了为战争目的的火药使用。北方来的蒙古人模仿了这一实践。火药的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之后在13世纪晚期又传给了欧洲人。在南宋王朝,首都临近地区拥有大片土地的家族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一位改革派的宰相贾似道(1213—1275)上台,他实施了将拥有土地的上限定为大约27公顷的政策,剩下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以支持军队。但是,他的改革发生在王朝的最后关头,并且也只影响了扬子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在第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南宋保持着繁荣,东南部的商业变得愈加重要。城镇在发展,由于间种早熟水稻,农业也繁荣起来;贸易在增长,不仅是沿水路进行的国内贸易,包括不只为宫廷,现在也在私人交换中为暴发户而生产的奢侈品;与外面世界进行的对外贸易也有发展。从大约1200年起,中国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包含拥有十二扇帆,直立龙骨和密封隔间的巨型船只(“中国平底帆船”),可容纳大约500到600名乘客,由水手的指南针和地图来导航。这个国家还发展了天文学,发明了第一座机械钟。这个时代被总结为一个“新文化”成形时期,尽管它后来被看作代表“传统中国”,但存在“一种学术和思想中的新精神”,并不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超自然启示获得的不容置疑的真理”。精英们以一种自觉的方式追求建立成就,他们的自信建立在社会繁荣之上。“在宋代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有秩序,在文化和技术上最先进的”,特别是在南方。它拥有最大的城市,支持着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多的商业活动,印制着几千种图书,识字率也在上升。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中受过教育的比例很有可能比西方要高。那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效地积累,展现并传播知识”,这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与生计。因为它拥有“科学和技术方面令人惊异的创造力”。


中国那时在很多重要的工业领域成了“世界工场”,特别是丝织、茶和使用煤炭与水利机器以在更高温度下生产的陶瓷业。广泛的商品交换,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见证了铜质货币的广泛使用(有时是熔解佛教雕像制作的)以及使用纸钞的开端。然而,许多汉学家及其他人被引导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那时为什么没有保持发展(至资本主义?)。埃尔文认为,尽管在中国发生了许多领域的革命,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现代”的经济体,因为它陷入了“一个高度的均衡陷阱”;经济取得了发展,但埃尔文断言生产的技术发明在明代和清代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分析了农奴制和庄园秩序的瓦解,市场城镇的增加和乡村的工业化,还讨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传统解释,即资本的不足和市场的受限,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政治障碍,以及当时的企业规模小、寿命短。他将这些解释抛开,提出了“陷阱”的概念。不论如何,依然存在企业家精神和某些发明,尽管埃尔文提到这样一个阶段——虽然并不是全然静止,但它依然阻止中国进入现代化。他承认在欧洲十分重要的行业公会力量的增长——在某些领域“成了市级政府”——涉及比人们通常所提出的更加不同的关于东方城镇的观念。但当谈论到未能以这种方式建立官僚化的“现代”经济时,作者似乎在本质上还是参照了西方的成就,而西方成就此时在大型制造领域处于被“落后的”中国所赶超的危险当中。


有些人把这种假定的未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前进的原因归结为宋朝被他们之前抗击女真人的盟友——成吉思汗(1167—1227)领导下的蒙古人所征服,成吉思汗在1215年侵入北京(之后入侵北京的是金人)。


在南方,蒙古人(1211—1368)于1276年在杭州击败了宋朝,并在1279年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这对于统一分裂的中国和促进南北方之间的交流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刺激了水路贸易的发展并建立了单一(纸质)货币体系(直到最后一位统治者时发生通货膨胀为止)。通过广阔的蒙古帝国而进行的贸易使得中国与近东的联系更加密切,并一直延伸至西方的欧洲。在很多方面,宋朝的知识和艺术传统都在延续。在12世纪,评注儒家经典使得朱熹在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越来越有影响力,而王朝也试图通过依附中国经典和习俗来为自己的统治建立合法性基础。至少在东南部,文化的繁荣势头延续下来,并且在行政管理上不太需要旧精英,他们因此转向追求学术。尽管唐代和宋代教育培养法律、医学和财务专家,科举考试终止考察这些科目意味着政权不再为技术课题提供社会和政治支持。因此这些训练成为负担官僚统治技术层面的职员等人的保留地。此类活动并不符合儒家学说关于业余爱好的理想。


蒙古人有自己的萨满宗教,但他们仍然支持佛教,也以弱于对佛教的程度支持道教和儒家。总体上说,元朝的统治和成就是保守的,他们所统治的中国人依然坚持着自己早先的道路。但事实上这种保守也意味着一种“创造性的复兴”。儒家和它的社会等级制度并不像之前那样被严格地实施,因此社会中商人群体普遍地成长起来,促进公共表演活动,特别是戏剧和历史浪漫剧等戏曲,并为之提供了观众群体。通过这种方式,元或蒙古王朝成了“拥有最伟大艺术的时代之

一……这是一个儒家教育制度、学院、图书出版、对释经文献的学术关注、哲学和政治写作都表现出巨大进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成就的时代。”科学领域受益于与西亚,特别是波斯的联系,这些领域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力学和包括军事工程和其他领域。为准备编制历法,一家穆斯林天文学研究机构就在于中国天文研究机构的旁边。医学同样如此。在这些以及其他领域,比如在为天文学作出贡献、建造了诸多科学仪器的郭守敬(1236—1316)的作品中,许多富有成果的交流正在发生。


元朝之后是明朝(1368—1644),它的统治延续到西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建了中国本土传统。明朝的创立者曾经是位佛教僧侣,后来成了成功的叛军领袖,目的是将中国从蒙古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明朝还通过接受日本、锡兰和波斯湾的朝贡,恢复了中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地方政府按照宋朝模式的路径继续发展,不过顶层的集权化趋势在增加。政府本身总体上采用非世袭的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方式,这种做法甚至比北宋更加彻底。这种考试要求熟知经典,有“新儒家”中朱熹一派阐释过,而答案则需以高度风格化的“八股文”方式书写。这种招募制度让政府兴办的学校到达了县一级。特别具有才华的学生则会升入首都的国立大学。到后期还出现了私立学院的繁荣,学生在这里聚集讨论并为考试做准备。虽然父辈的职位和财富毫无疑问会影响一个人被招录机会,但是新的血液仍然能够进入官场当中。


郑和伟大的海上探险发生在1430年代,明朝的早期,他航行至印度和非洲,试图建立皇帝的合法性和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中国在宋代和元代时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海上力量。然而,政府庞大的海外探险在这些航海活动之后停滞下来,与外国人的接触也因为避免“蛮夷”影响的缘故而被禁止。但这一倒退事实上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口在海外的地理扩散,也没有停止中国内部甚至与其南部邻国的商业活动,虽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走私与海盗活动。同时,欧洲商业在开放,商人与通向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非洲的贸易与外交通路一样,变得更加重要。他们的财富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家庭背景使得商人可以与官员阶层通婚,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的确,许多富商的后代取得了正式学位和官位任命。结果是,像启蒙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不太可能挑战现存秩序。莫特写道,晚明社会十分活跃,拥有大型的城镇;在16世纪,识字率比任何其他前现代社会都要高,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率”。他们将这些技巧应用在多种活动当中,“避开被启示的真理这种观念”,而“传授这样的观念:人必须学习过去,观察与他们有关的世界——特别是人类世界——并将学到的课程……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这种观点对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明朝政治上的软弱看起来似乎有助于特定的“文化繁荣”。一些“文学社团”在发展,刺激了社会和政治辩论,并且有相当大比例的文人在政治体制以外参与到了各项活动中。在“非凡的”晚明时期,许多方面出现了现代主义的预兆,包括艺术的表现主义与抽象,社会自由,合伙式婚姻和情感文学。便宜图书的市场增长意味着有更多关于人们私人生活的信息,因此也有了更多关于女性、个人和个人主义的知识。这是一个上流阶层进行奢侈消费的时代,但同时,某些圈子的人士也强调这个时代有保守的早期实践类型的儒家“清教主义”。


这同样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伟大时代。诗歌特别重要,并且“所有人都同意,古老的《诗经》……是文学创作的源头”;诗人们采用历史上成型的形式,并且按照儒家的规范,再一次回顾过去,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前进。明代早期的风格逐渐被抛弃,被另一种更加有活力、意味着要恢复古老模式的风格所取代,但“它是一种改革性的古体文学,几乎是革命性的”,这和20世纪某些英格兰诗人运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一样。明代早期散文僵硬的简单性使得它在16世纪早期以前发展向两个很多时候相互冲突的方向:一个是高度的文化古典主义,大量使用经典文献的典故;另一个是更加直接和富有活力的方言,通常取材于作为教人识字的初级教材的古典文献。再一次,一个社会通过回顾过去来变革当下,这是在文字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写作者们在戏剧和小说写作上进行实验,戏剧作者包括汤显祖(1550—1616),他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而他的确与莎士比亚同时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至今依然以许多形式演出)中,最著名的是时长20小时的《牡丹亭》,该剧内容为害了严重的相思病的柳梦梅——这个名字即意味着他所做的美梦——在帝国的科举考试上中了头名,并且被皇帝赦免了盗墓的罪!而在小说方面,中国五部最伟大的小说当中有四部在这时被写作或重写;所有的故事情节都被设定在早先的朝代,并且所有作品都是匿名发表的,因为对于有雄心的文人来说,写作这种方言形式的娱乐作品是不合适的。


佛教继续对艺术施加重要影响。和日本一样,艺术存在宗教与世俗的不同模式。前者基本上被佛教绘画所主导,后者则受道教和儒家的刺激,包括人物和自然的绘画。关于中国,李写道元朝的文人画家是“戏剧修正主义”的一个例子,并且参与了“重写历史”。这种重写事实上在明代(1368—1644)早期被清除干净,但在后来又获得重生。那个早期阶段由“在历史基础上进行富有创意地建造的传统画家”所主导,他们由宫廷和职业艺术家组成,试图为他们自己的王朝确立合法性。在1450年以后,文人风格的风景画再次被采用,其中较著名的是沈周和吴派,他们“彻底改变了中国艺术的面貌”,使用纸(而不是丝绸),白描和自我表达。通过他们的绘画回顾艺术的历史,这些扬子江下游三角洲的画家有意识地评论过去的艺术及其历史,以努力让“古典精神”和一种“新传统”充满他们的作品,而他们为这个新传统带来了“从儒家、道教和禅宗佛教思想发源而来的概念”。在北方,明朝皇帝鼓励宫廷画家提升专业素质,而南方的名流士绅则鼓励文人和职业艺术家致力于风景画和装饰艺术。晚明时代的中国是“一个绘画和篆刻的伟大时代”,还发展出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随笔。同时,“图书文化”在印刷和收藏两方面都繁荣起来;古文物鉴赏像研究和新的学术分支那样发展起来。


和其他许多汉学家一样,莫特也无法避开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那样转向资本主义,或者更深入地说,转向“现代”这个问题;莫特从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晚明社会的背景框架下看待这个问题,而埃尔文,如我们所看到的,则从宋代及之后来讨论这个问题。学者们强调这一事实:中国的城镇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自治政府的机构,而中国的乡村则更加自治。然而,埃尔文认为,中国城镇发挥的作用与别处城市的作用很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业公会的作用——向特定的人群征税;它们扮演着政治角色。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城市是复杂的,是文化活动的中心;“文学和学术、图书出版与收藏、艺术与戏剧、音乐与娱乐,以及富裕的精英生活模式的放纵全部表现在所有这些城市当中”。它们发挥着其他地方的城市所发挥的作用,韦伯式的关于两者区别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迹象使得一部分人认为晚明表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以一种“精英”的方式,在其中我们发现了新形式的钱币和信用工具、商业的发展、市场农业、复杂的工业流程、医学的改善和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莫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由在西欧所发生的时期来定义,那么中国的轨迹就企业家精神和法律的意义层面而言,是非常不同的。不论如何,经济进步确实在发生,某些早于、某些则稍晚于西方的发展,正如我们从当前的进步当中明显看出的那样。


巴拉日也提到了为什么中国从未达到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尽管事实上他从周朝(战国时期)就看到了某些趋势。但统治这个国家的学术精英“无法在不用古典的黄金时代作为掩饰的情况下形成任何社会改革运动”。然而,不论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如何认为,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从来不意味着停滞。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各个种类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但在中国历史中保持事实连续性的,是学者–官员组成的官僚阶层,其成员从221年开始管理这个国家,并且通过控制教育制度来保证自己作为一个群体,能培养出新的成员。它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在许多方面是世俗而僵化的,它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学者们在其中持续地回顾过去(有时则是前进)。然而,他所看到的连续性是保守的,这种连续性最终与西方复苏的“资本主义”相对立。


明朝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这些满族人是中国化了的通古斯征服者,源自金朝(1115—1232)的女真人,他们试图以清朝(1644—1911)这个名字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满族人在1644年从北方征服了中国;当时从“贼寇”即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叛军手中夺回首都北京的将军吴三桂,率领军队在长城加入了他们。他们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他们发现自己要想统治中国人,就必须遵循中国当地的惯例。他们上演了“有序的继承”,变得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尊崇儒家价值,恢复仁政,继承“天命”,谴责晚明时期的社会放纵现象。不论如何,他们要求所有汉族男性以满族的方式剃发留辫最初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在传统历史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即中国的清朝时期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就缺乏民主、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诸方面而言。但更正过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的关于中国缺点的清单”,包括儒家对商业的蔑视等观念,普遍缺乏对以下方面的考虑:贸易的增长、政治主权在中亚及其他地区的扩展、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军工厂的建立和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在文人当中,关于西方科学(西学)是否是全新的,与格致之学(与现代科学不同的前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话题的讨论开展起来。不过,尽管有避免这种二元论、强调持续因素的愿望,许多晚清知识分子最终选择拥抱现代知识,忽略了清朝试图结合二者的努力。19世纪导致大约两千万人死亡的地区性叛乱、1895年被日本击败和南美革命导致的银子短缺等因素对上述努力显然没有帮助。但是,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不能被认为是如此落后。日本经常自夸在“文化上”接近“资本主义”的英国,但大部分关于西方科学和技术的信息是通过中国获得的;尽管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由于敌人在军事训练上的优势而被击败,二者区别依然没有那样大。


不论如何,清朝的儒学与宋代的新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它是这样一个阶段,即回顾过去并借助被称作“汉学”或“考据”的方法检视早期文献。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向学者们开放了他所收藏的数量巨大的中文文献,因此促生了被称为“一场思想和学术新近的繁荣”的现象。再一次,回顾历史促进了向前进步。“考据”导致了对宋代形而上学,特别是儒学的更正,经验主义的考证(“检验证据”)运动认为其过多地受到了后来佛教的影响。曾有人试图努力回到起点,即文献本身,皇帝保证了这个,以期恢复儒家的活力。比如,这场清初到清中期儒家复兴运动的领导人物戴震(1724—1777),他摆脱了佛教对自我检查和对人类欲望之贬损的幻想;戴震认为,对现实的理解预设了与外在世界的主动的、经验的接触,这种方法在他关于许多科学领域的著作当中被证实。因此在清朝中期存在一场“学术和儒家知识的繁荣”。不过,诗歌并没有大繁荣;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除了最详尽的诗集,明清诗人的作品基本上是缺席的。但是,散文在蓬勃发展,并且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些伟大作品如《儒林外史》和曹雪芹(1715—1763)的《红楼梦》——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古典中文小说。


清朝还将它统治的疆域扩展到远至柬埔寨,因为在那个地区,他们拥有装备最精良的舰队。清朝三位“明君”(1662—1775)维持着科举考试制度,加强了财政和货币系统,而官僚阶级再一次将孔子的教导作为标准。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并未把回顾早先规范排除在外。为了取代他们所认为的写作者的“明朝的放纵”,清朝在1778年决定进行一场焚烧图书的运动,被焚毁的书籍一部分是反满文学,一部分是关于被禁止的主题的图书,包括色情在内,其目的在于重建正统儒家道德。在规模更大的城镇,街角上有人公开背诵儒家原则,强调责任、美德和服从。其他的教义则遭到了谴责;甚至改宗基督教的满族王子也遭到批评。皇帝们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励艺术和传统中国文化。清朝早期宫廷绘画当中的乡愁要么主要是明朝风格主导的,要么是折中的,这个征兆显示了过去的历史是人们兴趣的主要对象这一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明代的延续。尽管汉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仍旧心怀愤恨,但帝国赞助的都市和地区绘画(大部分是传统文人风格的,尽管通常显示出新的色彩表现)的水平在康熙皇帝统治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这种发展势头延续至乾隆皇帝时期,伴随着西方雕刻、油画和壁画对中国绘画逐渐增大的影响力。有明确赠予对象的题画和一些长篇诗作的实践从明朝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扬州这样的南方大型中心,商人客户会委托创作更大胆、风格自由的作品。


从1679年开始,长期统治中国的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主持编纂了《明史》(几乎所有隋代之后的王朝都会为前朝编纂史书),也编纂了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的字典(《康熙字典》)和一部篇幅巨大的插图百科全书。乾隆皇帝之后收藏了每一部留存的书目,总数大约有一万部,由大约一万五千名抄写员抄写。在考据学派实践的方面,在工程、数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以及藏书家和百科全书作品中,我们所拥有的是中国儒家学术的复兴工程,其中有些是由中央赞助的(而且有一些是由皇帝本人支持的)。


对中国来说,18世纪是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满族人在农业上支持小农,反对大地主,在农业和其他生产技术上带来了进步。这个国家除了是世界的大工场之外,还是一个大市场,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纺织和铜器制造都在增长;茶、丝绸、陶瓷和漆器大量出口,使得中国处在贸易顺差状态。据估计,在1771年之前的两个世纪当中,美洲大约一半的银子最终流转到了中国。


然而,经济的成功似乎导致中心地区人口过剩和汉人在帝国建立过程中向南北方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迁移。同时,政府管理变得更加腐败和低效。在这个阶段,存在从西方而来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北方的俄国人,后来是英国和其他沿海的欧洲列强。鸦片战争导致欧洲炮舰的进一步入侵,被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人被羞辱,后来的以西方方式推行“现代化”的努力,最终是1912年民国的建立。欧洲人的攻击削弱了满族政权,他们在面对太平天国的叛乱时几近崩溃。朝廷和地方官员意识到,西方在科学、制造、军事力量、铁路和电报通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他们在如何应用这些技术方面有巨大分歧。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由这种与西方的接触带来的。一种采用了日本模式的强大的改革运动最终兴起,导致孙中山领导的民国的诞生,而孙中山就是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的西式教育。1894年,孙中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共和党,其名称是有深长意味的“兴中会”,后来最终演变为国民党。就视觉及其他艺术而言,在1911年的共和革命到来以后,出现了一个西方化与传统方法互相竞争的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见证了向社会主义艺术的转向,这种艺术开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苏联,同时也存在很多其他来源。之后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出现了更加民族主义的趋势,强调中国传统,而这继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一剧烈事件。在1976年毛逝世后,开始了一个相对放松的时期,产生了更加明显的“寻根”和中国历史的复兴,比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的导演张艺谋的影视作品。


中国文化历史的特点一直是对儒家经典、对“古代”的持续回顾,这为保守者和改革者以及二者为自己建立正当性的努力都提供了持续的参照。西方基督教曾排除了古典传统,其他霸权性宗教曾剥夺先前宗教合法地位,而中国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儒家传统被彻底抛弃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经历的时期,与佛教的到来有密切关系,然而佛教的重要性从未以相同的方式达到儒家的那种支配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官僚阶级的反对,也在于社会大众坚持着信仰的多元性,包括道教和地方宗教。在宋代,佛教成了包含多种思想的信仰体系中的一个,在知识生活中并没有起到特别限制性的作用。


在西方,霸权性宗教的阻碍作用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经历是不同的。在艺术方面,阻碍作用最初表现为反偶像崇拜,并且所有主要宗教在它们能“表现”世界之前都需要克服深刻的反对,不论是在视觉艺术还是在戏剧领域。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艺术中有时会出现某些禁忌,比如在文人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可能还有在希腊雕塑到来之前早期佛教对雕塑的禁止),但从未出现过西方这样的宗教和世俗艺术之间的尖锐对立。绘画和雕塑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被限定在宗教题材当中,戏剧同样如此,这些领域中希腊和罗马的伟大成就遭到了拒斥。然而,在中国,并不存在类似的对传统的排斥——在排斥之后发生的是对过往足迹的追溯(重生)。在科学领域也是一样,某种程度上在基督教、犹太教以及某些时候的伊斯兰教影响之下,科学遭到了冷落——至少在特定的某些重要领域内是这样。科学在中国得以延续,像李约瑟在关于植物科学的图表中所表现的那样,甚至在这些活动在西方遭遇停滞的时候,在中国它们依然稳定地进行着。在中国并不存在像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在一道缺口之后产生巨大的进步,相反地,这些活动在许多时间段内比在其他时间里更加繁荣。


莫特关于晚期中华帝国(900—1800)的论述总结为“缓慢的创新性变化”,这刻画了中国历史的特征。他的话值得引用:


自我创新性的变化是持续和逐渐的,并非突然的和具有颠覆性的,并且总是通过对过去模式的参考而得以正名。中国社会回顾过去的目的在于向前稳定而缓慢地发展,以恢复古代价值的名义来克服不时出现的制度性停滞,排除对爆炸式变革的需要,并且令人宽慰地说服自己: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在事实上它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这呈现了服务于创新性变化之路径的古语令人着迷的神秘。


这样,中国也被描述为“一个开放社会”和一个“拥有丰富成就的社会”,尽管这些术语本身也被质疑。它在某些特定的知识问题方面是特别开放的。尽管中国时常回顾早期儒家学术和传统家庭礼仪,宗教信仰保持着兼收并蓄的状态,并且,在儒家以外,并不存在可能阻碍知识探索——因此阻碍早期科学取得巨大进展——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信条。中国精英们的高等文化由特别关注儒家经典的教育所维系,因此倾向于教导价值原则,而非教条。它是一种通过掌握一套复杂的读写能力体系而扩散的高等文化,统治阶级以及许多皇帝自己就获得并拥有这样的能力。直到一套激进的教义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得以建立的20世纪,这种描述依然适用于“学者–官员阶级”。但即便是后来的毛泽东也写作传统诗歌和书法,而且儒家也没有死亡。不过在21世纪初,在政府以及数目逐渐增长的普通民众当中,我们又可以听到支持儒家的声音——可能只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在2008年的今天,儒家以一种极度流行的态势得以复活。回顾世俗意识形态并未阻碍一场彻底的“现代化”。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胡适|汪精卫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哈耶克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图书|2016年度历史图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最受欢迎文章2017最受欢迎文章


如有事情需要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到:lianxi@wmqn.net